【读书】《凉州通史》：凉州风华 历史印记

　　隋及唐前期的凉州历史图景

　　吴炯炯 张晓

　　《凉州通史·隋及唐前期卷》是一部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隋至唐前期凉州历史的著作。全书综合运用传世文献、出土墓志、考古发现与图像资料，全面展现了这一时期凉州在政治、军事、民族、社会、文化及宗教等方面的历史图景，揭示了其作为丝绸之路咽喉、多民族交融前沿和中原王朝西北战略支点的独特地位与复杂变迁。全书分为八章，全面而深入地探讨隋及唐前期凉州的历史演变。各章既独立成篇，又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一部系统、扎实的区域通史。

　　第一章聚焦于凉州的行政区划沿革与军事职能。隋代继承北周旧制，设凉州总管府，至炀帝时改州为郡，是为武威郡。入唐后，凉州先后为总管府、都督府，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后更成为河西节度使治所，开启了节度使制度的先河。这一演变过程不仅反映了中央对地方治理制度的调整，更凸显了凉州军事地位的日益增强。书中详细考证了凉州辖县的建置变迁，展现了唐代在西北构建的严密边防体系。

　　民族关系与边疆经略是本书的重点之一。第二章以大量篇幅详尽论述了隋唐两朝对吐谷浑的经略。隋文帝时期采取抚剿并用的策略，至炀帝时发动大规模西征，设立西海、河源等四郡，一度将吐谷浑故地纳入直接管辖。唐初，吐谷浑时叛时附，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太宗派遣李靖、侯君集等平定吐谷浑，扶立慕容顺为可汗，将其纳入藩属体系。

　　第三章将视角转向唐与吐蕃在河西的长期角逐。凉州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经历了从高宗武则天时期的拉锯战到玄宗时期的激烈冲突，直至“安史之乱”后河陇地区渐次陷入吐蕃统治的历程。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为本书增添了鲜活的实物证据。第四章专章介绍了武威地区出土的吐谷浑王族墓群，特别是慕容智墓的重大发现。通过对墓志铭文、精美丝织品、壁画、器物等的分析，不仅复原了吐谷浑王族归唐后的世系、封爵、婚姻与文化面貌，也深刻揭示了其葬俗中所体现的鲜卑传统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粟特人在凉州的活动是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活跃景象的缩影。第五章深入探讨了凉州粟特诸姓的郡望书写、他们在唐代河陇政局中作为“番兵番将”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安史之乱”前后其政治动向的复杂性。

　　家族史研究是洞察地域社会结构的窗口。第六章以隋唐时期的武威段氏家族为个案，细致剖析了该家族在不同时期墓志与姓纂中的历史书写。段氏家族“望称武威，族源鲜卑”的表述，正是北朝隋唐时期众多家族在民族融合背景下构建郡望、重塑身份的典型例证。家族成员“以官为家”的迁徙流转，也反映了当时精英阶层的生活轨迹与国家职官体系的互动。

　　宗教与文化的发展是凉州历史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七章系统辑考了唐代凉州的佛寺祠庙，阐述了凉州在佛教传播史上的枢纽地位。同时，对天梯山石窟在隋唐时期的续建与艺术成就进行了介绍，展现了佛教艺术的本土化历程。

　　第八章通过“唐诗中的凉州”这一主题，深入探讨并解读其背后蕴含的丰富文化意象。唐代诗人在以“凉州词”为题的诗歌里，用优美的语言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边塞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军旅生活的艰辛与豪迈、胡乐歌舞的美妙动人，以及异域风情的神秘与迷人。这些诗歌在深层次上塑造了一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化想象。凉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成为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纽带，而这一点通过唐诗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总而言之，《凉州通史·隋及唐前期卷》立足于扎实的史料基础与多元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一幅立体、动态的凉州历史画卷。它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区域的断代史，更是观察隋唐帝国边疆治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与社会变迁的绝佳视角。

　　（《凉州通史·隋及唐前期卷》，吴炯炯、张晓著，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凉州变迁与武威崛起

　　魏迎春 陈晶晶

　　西汉后期，凉州刺史部的治所并不在武威，而是在河陇之间的天水陇、冀地区。东汉时期，并未正式形成以武威为中心的凉州区域范畴，故对东汉广义凉州历史的研究和对武威历史的研究有十分大的区别，而我们的研究重点实际上是后者。

　　武威在东汉虽未成为凉州的中心，但到顺帝时武威太守兼任护羌校尉进行对羌战事和安置，再到献帝时武威郡设雍州的新制，使武威在东汉一百多年里，军事与外交地位逐渐上升，战略地位迅速凸显，为魏晋时期成为凉州政治中心打下了基础。对于东汉武威及凉州相关社会历史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部分。

　　首先是对于两汉时凉州刺史部中心与治所问题的探讨。结合汉史与简牍文献研究，大抵可以总结西汉末至东汉初凉州刺史（牧）治所的脉络：即武帝元封初置十三部刺史，凉州为其一，彼时除交趾刺史部外，其他诸部刺史“无常治所”。到了宣帝中前期，凉州刺史在部内当已有治所，但据悬泉汉简所载，其治所曾在“武威以西”的敦煌，且不固定。元成之际，根据《悬泉里程简》所载，凉州刺史治所或许曾置于张掖、武威之间某地，接近张掖属国。哀平期间，刺史治所当在天水周遭。

　　其次是对东汉初凉州分治局面的形成与武威因素的分析。自更始帝更始元年（公元23年）至更始三年（公元25年）隗嚣等势力占领与分治凉州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在更始元年七月隗嚣起兵天水，并联结凉州诸郡势力，于年末迅速控制了凉州刺史部的全部势力。第二，更始二年初，凉州刺史部分为以天水郡为中心的河陇诸郡、“自治”程度较高的河西诸郡，以及卢芳势力染指的安定郡三部分。第三，更始三年秋冬更始政权败亡，隗嚣归天水而治河陇之间；窦融此时逐步形成了联盟性质的河西割据势力；卢芳对安定郡的控制已形成分裂。建武元年后，河西诸郡势力通过窦融主导重新洗牌，最终将梁统这一重要势力安置于河西东部的武威郡。武威郡向东连接安定，经高平道直通关中，作为其保境河西的东部屏障。

　　再次是对东汉前期七十余年武威治理的内容和模式变化的研究，即对光、明、章、和四帝的“治世”时代中武威的治理实践进行探讨。新莽末至建武初，梁统治下的武威作为河陇向河西过渡的重心区域，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儒法相济治理模式。建武中期任延担任武威太守，他大力发挥武威的对外交流、防御能力，以及文化教育基础。明、章时期对西域与匈奴进入扩展性状态，尤其是从建武末年到章、和时期，北匈奴屡次请求和亲，主要的交流途径和互市基地皆在武威郡。同时在窦宪等对北匈奴的大规模征伐中，武威的军事地位逐渐凸显。

　　第四是对东汉中晚期武威军事地位的提升与凉州新中心地位确立。章、和以后，武威成为领导对羌作战、安置东迁诸羌的重要基地。在黄巾之乱与凉州之叛爆发前后，武威郡与黄河成为阻止东西羌扩展与联结的屏障。到了献帝中平元年至建安之初，曹操等主导的东汉朝廷基于“河西四郡以去凉州治远，隔以河寇”的背景，为强化对西北地区的控制，分凉州河西四郡置雍州，治所姑臧，这是对凉州势力的分割处置，实现了武威首次成为凉州地带的中心。

　　最后是对于东汉武威郡相关县、城位置的研究。其一，以往对姑臧古城位置的判定，基本存在武威老城与三骡锁阳城两大主要观点，通过研究可知，匈奴所筑盖臧城与西汉所建姑臧县城，皆在锁阳城，姑臧县城中心从旧西城转移至今武威城内，很有可能已晚至前凉张氏时期。其二，《续汉书·郡国志》与雷台汉墓所见之武威“左骑千人”极有可能与黄初时凉州左城为同一城，即后者为前者的简称。其三，汉晋显美县城当在永昌水源镇北的沙城古城，《悬泉里程简》所载仓松、鸾鸟、姑臧、显美一线为南北走向，沙城古城正好满足其驿道通行方向。其四，西汉始建祖厉县城即今靖远县城处，黄河在其西北，祖厉河自其西南东北流入黄河，符合《水经注》所描述，东汉时亦在此处；约十六国时期祖厉县城向东南迁至今会宁郭城驿镇关川河西岸的大羊滩古城，其迁徙原因当为十六国时期战乱的破坏，及之前汉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大规模地震的长久毁坏，故《水经注》有祖厉新县之载。

　　（《凉州通史·东汉卷》，魏迎春、陈晶晶著，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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