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古代抄经创下了两项“中国第一”——凉州文化史上“中国第一”系列之二

　　凉州古代抄经创下了两项“中国第一”

　　——凉州文化史上“中国第一”系列之二

　　本报记者李林山

　　抄写佛经，在古代武威是一个很流行的行业，俗称“经生”。“经生”是古代书法艺术的民间传承人，长期练就一手好书法，他们的墨迹留存至今的不少。其中，抄写于前凉升平十二年（368年）前的《法句经》写经，是国内珍藏史上最早的佛经写本。凉州“经生”王相高抄写于后凉麟嘉五年（393年）六月九日的《佛说维摩诘所说经》，是历史上实名书法家遗存书法真迹字数最多的作品。这两件抄经作品，以其高超的书法艺术价值，跻身中国书画国宝行列，创下了两项“中国第一”。

　　前凉《法句经》写经：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佛经写本

　　提起古代凉州的书法艺术成就，凉州汉代医简中的隶草书法名满全球。1972年11月从凉州区旱滩坡汉墓出土的92枚珍稀医药简牍中，有78枚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半个世纪以来，受到全球书法艺术界的推崇与热摹。二类简中有26枚简为书体流畅的隶草，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古代书体出土作品中最令人触目动魄的隶草经典；木牍83号甲乙牍点线飞舞势贯遒畅，神采夺目气韵生动，神质情性同臻妙造，在两汉草书遗迹中是孤绝之作，是书法艺术中的稀有国宝。不过，五凉时期的凉州抄经中，有两件作品，其书法艺术的成就和地位，一点儿也不逊色于凉州汉代医简。

　　甘肃省博物馆珍藏的前凉《法句经》写经，仅存后半部。该写经是凉州姑臧城中官方“经生”所写，时间在升平十二年（368年）以前。白麻纸泛黄，质地精细，纸面光洁，保存良好，长135厘米，高24.9厘米，系抄写《道行品法句经》第三十八、《泥洹品法句经》第三十九的内容，存经文65行，每行16字至30字不等。末尾书题记二则：“升平十二年沙弥净明”“咸安三年十月二十日，沙弥净明诵习法句起”。

　　《开元释教录》上记载：“前凉张氏，都姑臧，从晋年号。自张轨永宁元年辛酉，至天锡咸安六年丙子，凡八主，七十六年。外围优娑塞一人，译经四部六卷，见存一部，亡三部。月支优婆塞支施仑，博综众经，来游凉土，张公见而重之，请令翻译。以咸安三年癸酉，于凉州内正听堂后湛露轩下，出《须赖经》等四部。”就是说，在前凉末期，凉州城中就率先开辟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形式的译经场所，国主张天锡亲自参加佛经的翻译。那个时期的凉州大街上，到处是承接佛经抄写的店铺，抄写的佛经有几十种。抄好的佛经多数被顾客带到寺庙去“供养”。

　　前凉是西域各国的宗主国，出土文书和建筑遗迹反映，龟兹、疏勒、鄯善等大大小小的王国都使前凉的“建兴”年号，还有张天锡时期的“升平”年号，前往避乱的中原士族世家和文化精英，把经史子集传播到了凉州，顺着河西走廊西传敦煌，越过流沙，渗透到西域。西域的各种宗教和艺术在敦煌澄积后，也向凉州传播。前凉时期，流传到河西走廊的汉语佛经已达百余种，这些由各色人等抄写的经卷基本积淀到了各郡城，尤以凉州姑臧城藏量最为丰富。前凉末期，东晋道安大师在整理从凉州传入中原的佛经中，发现了一大批同名异经和异名同经的翻译经卷或西域胡经，大部分的此类经卷已经看不出译者到底是谁、抄者是谁。经道安大师和门徒的艰苦整理，最后编为《凉土异经》，所收的经名多达数十种。这些珍贵的蕴藏，成了后来鸠摩罗什在后凉生活十七年后至长安译经的基础性资料。

　　前凉人热衷抄写的《法句经》，是从佛经中摘录出的偈颂集，是最为重要的佛教文化入门读本。该经内容不长，警句众多，深得百姓喜欢，因此，是抄写活动中最常见的经本。甘肃省博物馆珍藏的前凉《法句经》写经写成后，流传河西各地，被一个叫净明的凉州僧人收藏，当作日常诵习的经卷。此后，又经历许多僧人，最终安置供奉在敦煌藏经洞中。国内史学界公认，这是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佛经写本，对探讨古代书法、佛经版本以及前凉奉晋正朔诸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是古代佛教题材书法作品中的珍稀国宝。

　　该经残卷字依界线而书，书法保持了汉筒书法沉雄的风格，尖锋起笔，没有回锋，收笔处又铺豪重按，保存极浓厚的隶书捺画的余韵，竖画上粗下细，转折处多不提笔转锋，通篇气势连贯，笔力劲健挺拔，字势左低右高，在结体方面具有某些楷书特征。从撇笔来看，书者仍有余力回钩，可知该卷用硬毫疾书而成。近年来，敦煌、武威、居延等地出土了数支汉笔，均为竹竿狼毫，制作精工，可为佐证。此卷既表现了敦煌写经早期的艺术风貌，又显示并印证了“简书”向“经书”过渡时早期的字体特点，是隶楷的合体，其中，有些字又有行书笔意。写卷各篇首行标有早期抄本作分段标志的扁圆形墨点。

　　后凉麟嘉写经：上海博物馆镇馆之书法国宝

　　上海博物馆镇馆之书法国宝王相高写本《佛说维摩诘所说经》，抄写于后凉麟嘉五年（393年）六月九日。这件书法墨迹，是凉州城中本土“经生”王相高的书法作品。

　　王相高写本《佛说维摩诘所说经》全文6800余字，由850余汉字组成。此写本为目前所知敦煌所有写经中有纪年、有落款的最早写本，也是目前公认，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有具体姓名的书法家遗存书法真迹字数最多的书法珍宝。作品高24.4厘米，长达428.2厘米，属于厚重的书法卷轴，卷末题有“麟嘉五年六月九日，王相高写。疏（书）拙，见者莫笑也。”在五凉时期，凉州流通的《佛说维摩诘所说经》，基本是竺法护翻译出来的，官吏、儒生、僧人都在传抄，风行一时。前凉末期，东南沿海地方的僧人经过凉州前往西域，把支谦在三国时期译的《佛说维摩诘所说经》抄本带到了凉州，被凉州信众视为珍宝，遂在后凉时期于姑臧城中大肆抄写。王相高是抄艺高超的“经生”，他的生平不见史书记载，但他抄写的《佛说维摩诘所说经》在上世纪初被发现后，引起近现代书法界的巨大轰动。王相高的这件手书经卷具鲜明的隶意，点画书写中于奋笔间提按的反差较大，特别是字的末笔，遇有捺、横、竖弯勾者深含隶法。下笔速度较快，书写者极其熟练地于指腕间顿挫起落，单字仅指盖大小，但点画之形态生动完满，横画凌空直入，撇笔尖锋出纸；踢挑尚不刻意规范，或垂露直下轻收，或停笔调锋踢出，或转毫缓送；转折也在楷变进化过程中，或提笔顺势绞转，或顿笔折毫，或圆或方；捺笔之顿毫而出最具特色，或长而挥拂，或短而重抹；深入观察极富玩味之趣。作者能在迅捷间自由从容书写，可见其功力之精湛，亦体现出我国南北书风同源异流的特点。此外，王相高写此经时，与今日普遍流传的《佛说维摩诘所说经》版本的翻译者鸠摩罗什同居一城，交往密切，更增作者与此写本的传奇色彩。此写本深具历史与文化的多重价值与意义，堪称“敦煌重宝”。